苏联美术与美术教育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它是整个欧洲美术体系的一部分，它的基本观念与造型技巧的评价标准与西欧诸国特别是法国、意大利没有本质性的差异；其二，它在发展过程中，结合本国社会的需要，渗进了本民族社会习俗和传统文化的因素，形成它的某些不同于西欧美术的特点：特别强调关注社会生活，批判社会丑恶现象（俄国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歌颂社会光明，塑造劳动者或英雄人物的形象（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概括地说，苏联美术教育特别重视下列几个方面：强调基础的造型训练，在基础造型训练中又特别重视素描造型的功力，认为它是基础的基础；从现实主义艺术的要求出发，特别重视对学生构图能力的培养；创作课在苏联美术学院中特别重视，每学年学生都要有在构图基础上完成带有创作性的草图，最后一年完成毕业作品；完成每学年的创作草图和最后一年的毕业创作，学院还在暑假前安排学生去工厂、工地或农村写生和搜集作品素材，这一措施的重要目的是保证学生的创作题材来自现实生活；与上述艺术实践相适应的是，学院安排系统的艺术历史与理论的课程，提高学生艺术修养和灌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观念。

    苏联美术早在上世纪30年代由鲁迅、徐悲鸿等人陆续向我国美术界介绍，从苏联留学回来在延安鲁艺任教的胡蛮在这方面也做过不少工作。但苏联美术教育真正对我国美术教育发生影响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五六十年代。当时除了大量介绍苏联美术的翻译文章及来华的不少美术展览外，人员的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中有中苏两国美术家的互访，从1953年开始中国派留学生到苏联学习，1955年至1959年苏联政府先后派美术家到中国来主持油画训练班和雕塑训练班的教学，帮助中国培养创作、教学人材和完备教学方法。

    从1953年至1963年，中国先后派往苏联列宁格勒列宾美术学院学习的本科生和进修生共30人，他们在该院油画系、舞台美术系、雕塑系、版画系和美术史系学习，年龄最大的是39岁的副教授，最小的是20来岁的高中毕业生，多数是来自国内美术学院有一定创作经验的青年教师。他们在苏联经过3至6年的训练与教育（进修生学习3年，史论系本科学习5年，创作系学习6年）后，先后回国分配在中央美术学院、浙江美术学院、鲁迅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南京师范大学、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教学和一些艺术机构从事创作，成为各学院的教学骨干，他们结合中国的实际状况，推广了苏联的教学经验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不过，真正对中国美术教育的油画教学产生重要影响的，不是这些归国留学生，而是1955年至1957年应中国文化部邀请来华主持油画训练班的油画家康斯坦丁·马克西莫夫。因为在中国留学生回国之前，经马克西莫夫系统介绍并通过自己在训练班的教学实践，向我国美术院校示范了一套油画教学方法与步骤，而这套方法与步骤，经来自全国的学员们推广，和已经在各学院实施的徐悲鸿等人从法国引进的油画教学方法相结合，初步形成中国学院油画教学体制。

    在两年的教学中，马克西莫夫从世界观、艺术观到具体艺术实践向学员们进行写实技巧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教育。应该说，“马训班”进行的基础训练基本上是根据契斯恰科夫体系进行的，但吸收了苏联美术教育和创作的新经验，尤其在色彩训练上，已经运用了印象派外光的探索成果。他的整个教学围绕主题情节画的创作展开，从基础训练到写生、到深入生活搜集素材、到构思小稿、到最后完成创作。两年的学习，使学生掌握了一整套油画创作程序、方法与步骤，创作了一批有相当写实技巧、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油画。“马训班”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人材，这些学员后来成为中国油画创作与教学的骨干，如詹建俊、靳尚谊、候一民、何孔德、冯法祀、任梦璋、魏传义等。他们和曾在苏联列宾美术学院进修或学习过的留学生罗工柳、林岗、肖锋、全山石、郭绍纲、张华清、徐明华等人，在传播俄苏油画教学方法，完善中国油画教育体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马训班”学员和留苏学生回来的创作，一时间被认为是带有示范意义的作品。主题性情节题材，以歌颂工农兵生活为主要内容，在色彩上主要用灰调子，成为当时流行的画风。

    与此同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留学苏联回来的雕塑系、版画系学生也在当时中国的美术学院雕塑和版画教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雕塑领域，苏联雕塑家克林杜霍夫主办的雕塑训练班（1957年至1959年，也由中国文化部主办，有来自全国各地的10多位青年雕塑家参加学习），系统介绍了苏联雕塑教育与创作经验，在雕塑界颇有影响。

    回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美术教育对中国美术的影响，我想简单地说下面几点意见：

    一、当时中国油画教育处于幼稚阶段，引进俄苏经验（他们的经验基本上是欧洲写实油画体系的一部分），对中国油画教学走上正轨是起了推动作用的。

    二、今天有人会说，当时我们向俄苏学习，路子太窄了，没有注意到西方美术教学和创作的新成果。确实如此，不过需要知道，这是当时历史情况造成的，是历史的遗憾。

    三、苏联美术创作与教育中有过分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缺陷，这对我国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但客观地说，我国美术创作与教育中偏“左”的做法主要是我们当时偏“左”的文艺政策造成的。有些情况是我们在学习俄苏经验时，由于囫囵吞枣，没有认真领会其精神实质而走了弯路。

    四、最后一点，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因为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上的偏差，没有充分发挥我国一些有成就的艺术家（如吴作人先生）的作用，应该说是我们艺术创作与教育的一大损失。

    （作者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奚静之 ）